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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逢彬

《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杨树达著/柳树岸收拾，中华书局，2021年10月版，48.00元

杨树合格准照，摄于1952年

先祖杨树达先生自1920年8月底到北京之后开端第2次记日记（1905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期间写有英汉对照日记数册），直到1956年头去世于长沙岳麓山下，三十六年未曾连续，有《积微居日记》合计五十一册。以每册四万字核算，总字数在两百万字以上。这五十一册日记，今藏于我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

杨树达先生的《积微翁回想录》，早在1986年就已由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2007年北京大学出书社再版，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正预备重版）。该回想录体裁不类一般的回想录，更像是日记的摘录。出书之时，有些好像不方便注销之处，出书社想要删掉一些。《杨树达文集》编委会主编杨伯峻先生为此与出书社重复商议（《积微翁回想录》为《杨树达文集》之十七）。他当然期望少删，最终出书社根本接受了杨伯峻先生的定见，只删去一点点。经此来来往往，删去的内容，便传闻于学术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学习，小同乡李敏辞兄其时跟裘锡圭先生当访问学者，带我去见裘先生，裘先生还问起《积微翁回想录》中关于敦睦邦交有碍的某段话被删去是否事实？详细景象怎么？我则告以我所知道的来龙去脉。

可见，这五十一册日记的存在，学术界及出书界早就知道了。几十年来，有不下十家出书社灵敏地捕捉到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亟欲一探终究的心思，想将《积微居日记》付诸剞劂，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满意。前几年，中科院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几位高学历的工作人员将之收拾标点，交给浙江古籍出书社出书，大约再过一年半载，就会问世了。

这五十一册日记，是分两批入藏中科院图书馆的。一批四十九册是1960年末或1961年头，北京我国书店的工作人员于铭收买并在我国书店出卖，由中科院图书馆购得；别的两册，即第四十六册、第五十册，留在杨家，于1983年捐献给中科院图书馆使成完帙。其来龙去脉，详见我写的《杨树达先生的遗稿》，载《汹涌新闻》2014年8月17日。《积微居日记》第四十六册和第五十册，中科院图书馆在收到原件后，精心制作了两册复印件给杨家。六七年前，我的儿子柳树岸（其时在武汉大学哲学院攻读我国哲学博士学位）花了几个月时刻收拾了这两册日记，近期又重复打磨修正，总算在2021年10月出书了。

有分教，千呼万唤终不出，天马云中并辔来！

杨树达日记第四十六册原稿封一

那么问题来了，这三部书不重复吗？该读哪一本呢？

日记和《回想录》的差异，我曾写道：“《回想录》出书时，删掉了许多极有史料价值但其时比较灵敏的部分，这些都在日记中无缺保存着。”（《杨树达先生的遗稿》）别的，一些赋有情味的日子细节，《日记》有而《回想录》阙如，或《回想录》简略而日记翔实。如祖父祖母成婚的工作，《回想录》仅记载：“程叔文为余媒同县张家祓女士为继室”“六月四日，行婚礼于聚贤堂。伯兄先期来京主婚。洪儿偕至”两条。日记中则有七八条，例如：“（李）劭青并告余前晚张训钦君到沈伯巽家，问女士意旨，女士初不愿相见，继为人曳出。张君问其关于与余婚事定见云何，女士初不愿置答，张君一再问，乃云：‘爹爹！你只说旁人的学识好，你看我，学识是这样的，恐怕于你老的体面上不好啊！’张君便说：‘人说我的儿子没有学识，那却是真的，至若小姐，是很有学识的，那我能够定心啊。’女士始飘然而去云。”读到这段，想到祖母老迈年岁，还兴高采烈地恶作剧，似乎就在昨日。

1948-1949年间，杨树达、张家祓摄于广州石牌中山大学

又如，《回想录》1949年8月2日：“先到教育厅访李眉寿，由眉寿导余至省府。陈君人甚爽直，谓当忠于民族，不忠于一人。”而《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以下简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该日为：“晨徐正凡、谷国瑞来，云昨夜教授、助教、学生联合会开会，抉择仍请教授代表二人入城谒陈明仁，务请去如此。因余畏热，前此有不欲行之意也。潘硌基来，遂偕至伍薏农寓。车至溁湾市，渡湘访仇亦山，不值；至教厅访李眉寿，眉寿导余等至省府。陈明仁主席人甚爽快，言当忠于民族，不忠于一人。”

又如《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6月27日：“徐老不以吕叔湘语法著作为然，欲建议研讨也。坐谈间，徐不以范文澜前史称‘姬昌’‘姬发’为是，谓文、武与幽、厉无别；又现在捧太平军过高；语极平实。又言毛公对曾国藩谓其身手极大，有十几省之实力，而不为清廷所忌，亦平心之论也。”较之《回想录》同日，日记多出了“又言毛公对曾国藩”一段。

更多的则是《回想录》并未录入的。如1949年7月27日：“晨潘硌基配偶来，送还借去俄国阿理克教授来札。近来湖大诸生多谓我国旧籍缺乏研讨。硌基大不谓然。阿有《司空图诗品研讨》，硌基故以此札示诸生，谓虽俄人不尽以习马列主义为能事，而仍复研讨我国故籍，欲以觉诸生之怅惘也。硌又言上一年苏俄开科学研讨院会时有人以《海赋》《月赋》《登徒子好色赋》译文作论文宣读，见于郭沫若所著《苏俄游览记》中。”

又如1949年2月23日：“九儿膏火无着，娴书来云，与铁铮杂凑三十馀元，尚止得对折，馀由易仁荄担保。余为国家教人子弟，而己子不能入学，此种国家真不用存在也！”

杨树达日记第四十六册原稿主页

因此，《日记》无疑较之《回想录》更为丰厚，也更为风趣。

而次序出书的两种《杨树达日记》，更是各有千秋不行彼此代替的。

两者篇幅相差巨大，全本《杨树达日记》篇幅多达两三百万字，长处是“全”，适合图书馆材料室保藏，以及一些专业研讨者、前史爱好者等阅览。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日记原文，篇幅只要全本的百分之四左右。

其间第四十六册，时刻跨度为1948年1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这又分为两段，1948年11月初从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启航，到中山大学从事教学研讨，到1949年5月中旬回来长沙湖大，为榜首段。这之后为第二段，正是湖南改天换地的关键时刻。

第五十册，时刻跨度为1952年11月下旬至1954年5月18日，这一段都在长沙，包括了整个“院系调整”时期——日记作者举棋不决，去北京中科院？去武大？仍是留在长沙？接着旧搭档纷繁离别，新搭档（有旧雨，如清华学生杨戊生即魏东明；也有新知）接连不断。

但是，《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篇幅却约等于全本的十分之一，达二十四万字。这是因为加了注释——这是后者最明显的特色和长处；加了一万多字的《收拾阐明》；加了很多插页——很多相片和《杨树达宗族谱系表》（我照着责编给我的《梁启超宗族谱系简表》做的）等；加了人名索引。

因此，广阔文史爱好者购读后者，是很好的挑选。当然，读过《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仍意犹未尽，也能够再读全本。

关于注释，正如《收拾阐明》所言：

日记无非记人记事。日记主人熟知的人物，对读者而言大多并不了解。假如不注，日记便将成为一部流水账；注了，整部日记就鲜活起来：一群七十年前以广州、长沙的高校常识分子为主的众生相就生动生动地显现于眼前。故本书之注释以注人物为主（古人不注）。至于纪事，采纳以人带事准则，即在相关人物的注释中凸显工作；因此，专门记事的注释较少，如1949年3月25日、3月28日记载中山大学教授罢教与学生慰劳罢教教师的工作。

提到注释，可不是靠查人名词典或百度一下那么简略。时隔七十多年，许多人物早已湮灭在前史的天边中，不靠一番爬梳剔抉，像福尔摩斯探案般捉住一点点头绪抽丝剥茧，是难以复原其信息的。特别是，其时常常是以“字”而非以“名”称号别人，而现代的人姓名典却是以“名”来检索人物。这样，要么很难找到某个人物，要么一个人物被当成为两个人物。前者如谢弘毅，任何人名辞典及百度都找不到他，真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当查找缓不济急的“谢善继”材料时，才知道他“字弘毅”。后者如龙谷瑞（龙文蔚），发现一是这“两人”干的活相似：抄书，挂号，制衣……，二是这“两人”构成互补联系，从不在同一时空呈现，这样再去找材料，就有了针对性——材料确证“他俩”确是一人。

提到龙谷瑞，就不得不说另一件事儿，便是日记由作者亲属注释的优越性。正如《收拾阐明》所说：“有些注释，非亲属必不能完结，即便亲属也未必能够完结。”比方龙谷瑞，杨家二、三代许多人都熟识或听说过这位“龙老头”：遇夫先生有次坐轮渡过湘江时，与身边一老者很谈得来，得知他住得离麓山馆杨宅很近，所以常常来往。《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1月17日：“新聘馆员二十六人（张［孟旭］提廿三人，余提龙文蔚一人，［方］叔章提二人），尚馀缺额二十馀人待补。”这些案例，经过日记原文和注释的互补，都在书中呈现出来。

当然，咱们现在知道，龙文蔚是萸溪老人龙绂瑞的堂兄弟，而后者的儿子龙伯坚是遇夫先生的老友，但遇夫先生在“渡湘偶遇”前，未必与龙老头相识。

正如龙氏宗族，日记中的人物，许多是“一连串”的。又如康和声及其弟康清桂、其子康辛元，其婿辛树帜，辛树帜密友顾颉刚，都是遇夫先生的老朋友老熟人（本年春节，我去看望锺叔河先生，锺先生还聊起康和声的终身特别是暮景），这些人物联系，再加上与之相关的遇夫先生所住的当地平山堂，佐以梁实秋对平山堂的回想，使得日记变得生动跳荡，灵气充盈，一派日子气息。

《一九四八—一九五四》还有一个长处。便是认字、标点和校勘相比较而言还不算太坏（至少对日记原文而言如此）。比方，当北大出书社预备重印《积微翁回想录》时，七伯杨德豫先生校出讹谬两百多处，他的朋友杨坚（公强）先生校出讹谬二十多处。七伯嘱我再校一遍，又校出两百多处讹谬。然则，北大版《积微翁回想录》的讹谬较之上古版为少。但因为是理校而非对校（如校“马学良治保文”为“马学良治倮文”——辨字彻底看不出），仍有多处讹谬未能校出；而且印刷时，又添了新的讹谬。

前者如，锺叔河先生父亲锺佩箴，《回想录》作“锺佩藏”。这当然是因为行书难以辨认，且姓姓名难以据上下文来判定，即便知道锺叔河先生，也未必知道日记中这位先生是其尊人；若非锺叔河先生不止一次对我父亲和我说“我父亲和令尊（令祖）是时务书院同班同学”，再加上查找时务书院名录，这一过错又怎能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得以纠正呢？

又如1953年1月17日，先看《回想录》（上古版、北大版）：“晨阅石醉六自述，名‘六十年的我’。卷中记徐仁铸（介石）及蔡锷入时务书院，谭嗣同为书院学监，语皆不实。”“介石”好像是徐仁铸的字或号。但徐字“研甫”，号“缦愔”，然则当读为“（徐仁铸）介（绍）石（醉六）及蔡锷入时务书院”，《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正是这样处理的。

又如《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7月28日“宛丘有羲神实。罗苹《路史注》：‘实者，对虚之名。’”《回想录》作：“宛丘有羲神，罗苹《路史注》实者，对虚之名。”《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但是专门查对了《路史注》的——举凡引书，尽量核对原书，其一丝不苟如此。

至于后者，仍然以《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7月28日为例：“鏊，鱼到切（ㄤㄠ），字书曰‘饼鏊’，今山东俚语尚然。”其注音字母“ㄤㄠ”，上古本《回想录》未误，而北大本作“兀苹”。

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正文，因为是重复核校，讹谬率天然比《回想录》要低。

陈寅恪1952年12月6日来信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中华书局责任编辑白爱虎。经北大孙玉文教授介绍，大约2013年我在北京与他结识。后来他来上海（约莫是2014年），饭局中介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周语和我知道。与周语的谈天中谈到了这两册日记，使得《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得以立项。这以后得到中华上海编辑部担任人余佐赞先生大力支持，余先生还请我吃了几顿饭，边吃边商议。这以后周语调走，稿子由古文字学身世的常利辉担任，书中的古文字颇多，她吃力不少，还请了搭档郭时羽、但诚帮助，开了不少夜工。后来遭受疫情，图书市场也被涉及。到本年9月初，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白爱虎手中，正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间隔付印，不到两个月了。

用《论语》所谓“乐之者”描述白爱虎是苍白无力的，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最终发稿的近两个月，除了吃饭睡觉，他都念兹在兹：不光要求收拾者添加插页，加强《收拾阐明》，制作《杨树达宗族谱系表》，编撰《人名索引》等，而且常就认字、句读、注解，与收拾者和我重复商议，而且亲力亲为，就以上几方面弥补了一些注解，改正了若干过错，其间有许多有必要查核《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所引书才干如此。为此他购买了全套三大册《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传略》。

当然，收拾者柳树岸也很用心。读者可试着翻阅，那么多有关古文字的论说，假如没有相关常识，又怎么能很好地标点呢？尤其是许多当地并无法与《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小学述林》等书相参照；虽可与《回想录》参照，但《回想录》简略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繁复，《回想录》的标点也不行尽信，因此不得不重整旗鼓。这又引出了另一论题，即，正如《杨树达先生的遗稿》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收拾阐明》所说，杨树达先生晚年的许多有关古文字的论说，至今现已湮灭无闻；而经过《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出书，学术界是否能够稍窥端倪呢？

收拾者的仔细，仅举一例。1954年4月18日“晨阅新建造孔子思维之研讨”，是“晨阅《新建造》《孔子思维之研讨》”，仍是“晨阅《新建造·孔子思维之研讨》”呢？标题为“孔子思维研讨”的论文和刊物不乏其人，不能恣意猜想。收拾者所以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新建造》1954年上半年合订本，其间第四期上果然有冯友兰、黄子通、马采合撰的《孔子思维研讨》。

收拾者能流使用长沙、武汉方言攀谈，这一言语优势也在收拾中发挥了效果。1949年12月13日“方孝若”注释：“即方孝岳……按，长沙话岳、若同音。”1952年11月30日“原一往邀宗鹤”注释：“宗鹤：即马宗霍。长沙话鹤、霍同音。”同日下文“王、马旋来”可证。第五十册结尾所附《备忘录》“向岂元”注释：“即向恺然（1889-1957），湖南平江人。武侠小说家，笔名平江不肖生。时为湖南文史研讨馆馆员。按，岂、恺相通，长沙话然、元同音。”又1954年1月19日“向又八太”，别人读之或觉有误，而了解长沙及其周边各县方言者，则必定理解这是排行第八的向某的太太，其间的“又”是向某姓名（或奶名）中的一个字。

有道是林中落叶，常扫常有——问题总如此！如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中，“马雍”呈现两次。一次呈现在1949年8月11日“晚马宗霍携其子来见，年十八，已入大学矣”的注释中：“马宗霍其子，即马雍（1931-1985），笔名孟池，湖南衡阳人”，是闻名前史学家（林梅村《忆马雍》很值得一读）。一次呈现在1952年12月12日天头：“马雍复”。阅《汹涌新闻》2021年11月9日《“联大”私家纪事——〈马芳若日记〉及其作者》有云：“1949年8月20日，‘闻山西大学已决聘芳若，为之稍慰’（《马衡日记》）……文字学家杨树达致信马芳若，信封上的文字是：‘山西大学九楼六号马雍先生收’，自此‘马雍’成为其常用之名。”然则后一“马雍”为马衡之兄的孙子马芳若的可能性更大。不过此刻《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已下厂付印矣。

当然，不用讳言，两种日记在价格上，必定相距很大。《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定价四十八元，一个外卖的价钱……

《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中呈现的人物，除家人亲属外，有许多人我走往亲近，或见过屡次，或仅见一双面而形象极端深入。一边翻阅，他们——何申甫、易祖洛、易仁荄、廖海廷、周秉钧、王显、郭晋稀、陶先瑜、罗仲言、李莎青、张舜徽、李淑一、范治学、董每戡、彭燕郊、旷璧城、程星龄、李祜、虞逸夫、梁再、严学宭、商承祚——的音容笑貌便蔚为大观般从我眼前逐个显现……

校正：丁晓